證券時報記者孫曉霞美國退出Q E影響新興市場流動性證券時報記者：您如何看待美國退出量化寬鬆(QE)對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朱海斌：美國退出QE對中國及新興國家的影響主要在資本流動上，mini storage這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回流。而具體從哪個國家流出取決于該國的基本面情況。不久前，印度和印尼的資本外流正是和兩國的基本面不好相關。就印度而言，經常項目赤字、財政赤字以及高通脹率一直長期困擾該國經濟。相比之下，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因素是所有新興市場國家中最好的。雖然中國上半年經濟持續下滑，但由於經濟體規模大，領導地位穩固，經常項目順差，財政赤字相對較低以及貨幣、通脹均控制很好，實現7.5%的發展目標絕對沒有問題。因此，宏觀面上中國整體表現穩健。加之由於資本項目比較封閉，限制了國外投資者做空中國的空間。證券時報記者：除了對資本流動的影響外，美國退出QE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還將 帶來哪些方面的影響?朱海斌：目前，就我的觀察而言，首先，外貿方面，美國退出QE將使得我們對 發達國家的出口相對好轉，但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短期可能受到影響。第二，對匯率的影響。今年上半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大約2%，但全球主要貨幣對美元貶值甚至有些是大幅貶值。前兩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人民幣實際匯率是同步的，因為美元實際有效匯率相對穩定。去年下半年以來，美元升值，我們採取同樣對美元小幅升值，這意味著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幅度大，對出口影響大。我們的實際有效匯率在今年上半年上升6%左右，如果新興市場匯率對美元逐漸貶值，人民幣是否應維持對美元穩定甚至略微強勢的態勢?這是令中央銀行很頭疼的問題。我個人覺得今年人民幣對美元應相對小幅貶值，應保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相對比較穩定的小幅升值態勢。證券時報記者：從中期來看，如果新興市場國家資本流動持續出現問題，對中國的匯率改革會有什麼影響?朱海斌：從中期來看，如果新興市場國家這一輪出事，就會影響到中國資本項目開放或者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表，尤其前者。1994年，就外匯體制改革，朱鎔基曾提出以市場化為基礎的匯率體系，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承諾維持人民幣匯率體制不變，直到2005年才進一步�動下一輪匯改。在目前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國家如果出事，會對中國資本項目開放和匯率改革步伐產生很大影響。證券時報記者：從目前情況看，您認為，新興市場國家出問題的可能性大嗎?朱海斌：這個概率現在看來不大。因為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很多新興市場國家都接受了教訓，各國的情況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第一，經常項目大部分國家是盈餘，即便印度尼西亞出現赤字，規模也大幅小于1997年。第二，各國財政赤字規模小很多。第三，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也遠遠 超過1997年之前。此外，一個明顯的區別在外債方面。現在很多新興國家的外債多以本幣計值，1997年前則以美元計值，一旦美元利率回升或者美元升值，償債壓力大，且通過本幣的貶值沒有辦法減輕債務。而借款換成本國貨幣後，外國投資者也面臨匯率貶值風險。這和1997年前有很大的不同。最後，亞洲國家的貨幣制度比19 97年前普遍更加靈活。以前是固定匯率制，現在是浮動匯率制。在危機出現之前，各國就可以提前把貨幣貶值，以消化壓力。海外投資需求增加證券時報記者：對於近年一些居民財富積累之後移民海外的現象，您如何看?朱海斌：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隨著中國的投資回報率下滑，海外投資需求增加。在這方面，兩個數據比較有代表性。FDI也就是海外對中國的直接投資，近三、四年發展相對平衡，過去兩年平均每年是1000多億美元的規模。近兩年來，兩位數的增長情況有所下滑，而我們對海外直接投資即ODI近兩年來每年增長速度很快，政府宣佈未來5年中國海外投資要達到5000億美元。由於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結構性因素———勞動力、投資以及勞動生產率正在發生變化，尤其在實體經濟領域，產能過剩及投資回報下滑很明顯。這使得個位數的國內經濟增長不像以前那麼有吸引力，海外投資的快速增長將是未來的一個大趨勢。證券時報記者：國際投資者如何看待新一屆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經濟管理思路?朱海斌：在國際投資者看來，這一屆政府和上屆政府管理經濟的思路有很大不同。上一屆政府更多的是遵循凱恩斯主義，從需求方刺激需求的角度解決過剩問題 ，而這一屆政府主要從供給方管理的角度強調結構優化。房價難現大幅調整證券時報記者：對於投資者普遍關注的房地產市場的未來走勢，您如何看?朱海斌：要理解中國的房地產，需要更大的視野。中國經濟發展20多年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個人收入的增加雖然沒有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速度快，但財富累積的速度遠遠超過GDP增長速度，房地產在中高收入階層的財富積累中起了主要作用。比如，兩個收入差不多的家庭，如果一家投資房地產另一家沒有，現在的財富差距會是驚人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代人擁有房子是以上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的犧牲為前提的。因此，以稅收的形式進行財富再分配，進行財富的代際轉移也是合理的，房地產稅和資本利得稅從社會倫理學來講很有必要，但是，政策操作上還很難。房地產稅將是中國特色的房地產稅，從上海到重慶都是小範圍徵收。我認為，未來也會繼續這樣的方式。在這樣的背景下，限購政策2、3年內不會退出，房價未來很難出現大幅調整。房價的增長會以個位數的方式往上走，如果能控制在和通脹率差不多的水平就是一個很好的結果了。金融體系改革關鍵在於監管證券時報記者：對於目前正在進行的金融體系改革，您如何看?朱海斌：發展一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必然是中國金融改革的目標，這其中包括股市、債市、信托及迷你倉他非銀行融資渠道。推動不同形式的融資體系安排也必然是政府要走的方向。關鍵在於監管必須跟上。在監管、市場自律沒有跟上時，新業務出現必然會成為資金套利、監管套利的場所。尤其在一個新市場快速發展的初期，會形成很不好的市場行為與市場習慣，這對市場的長期發展不利。單就股市而言，股市發展比房市、債券市場早，早期規模成長也較快，但在20 07年下跌之後，股民信心出現很大問題。這其中有信心的原因，也有基本面的原因，更重要的還有制度的原因，資本市場的自律和監督需要退市機制。債券市場方面，近兩年來發展很快，但到目前為止一直沒有違約事件發生，理財產品市場目前的狀況也差不多，這和大部分國家的常態不同。證券時報記者：在您看來，市場存在這些狀況的原因在哪裡?朱海斌：一方面，改革的細節沒有做好，導致一些好的政策帶來不好的後果。另一方面,監管體系不完善和部門之間相互打架。比如，影子銀行風險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問題，銀監會都早在2010年就提出並著手整頓，但是，管了銀行，卻沒控制住非銀行融資。證券時報記者：在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您認為在金融改革領域會有一些措施出台嗎?朱海斌：據我們的觀察，十八屆三中全會大方向上將會延續十八大報告的核心思想，在重點領域會有一些方案提出，例如已經在做的金融改革，包括已經實施的貸款利率放開、上海自貿區等舉措。市場參與者還比較期待的是財稅以及土地改革方面是否有更可行的措施出台。創新是經濟增長新引擎證券時報記者：對於中國經濟未來新的增長引擎，您如何看?朱海斌：中國未來5到10年增長率有多高，取決于生產率提高有多快，而這主要靠創新。勞動力、投資、勞動生產率是觀察一個國家潛在增長率的重要指標。勞動力方面，市場普遍認為，中國勞動力人口增速下滑，正在由人口紅利轉向人口赤字，對GDP增長的貢獻逐年下降。投資方面，雖然整體投資在GDP比重下滑，但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新需求使得中國在投資方面尚有空間，但是，投資效率低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此，如果GDP要達到預期目標，就主要靠勞動生產率的高增長，這就涉及技術創新。要由“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技術升級必須向中高端領域延伸。就具體的增長機會而言，我們看到兩個差異給中國帶來的機會，即城鄉差異和地區差異，前者對應的國家戰略是新型城鎮化，後者對應的國家戰略是發展中西部。目前，沿海地區的GDP是人均1萬美元，中西部約為5000美元，前者在中等收入國家的上線，後者正好處在下線。沿海地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儘快提高生產率，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而中西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沿海地區的產業能否順利地轉移到中西部。後者也恰恰是中國相對日本、韓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非常有利的因素。當日本和韓國人均GDP到1萬美元之後，很多國內產業不得不遷移到國外。而對目前的中國經濟來說，產業轉移對中國經濟穩定增長是很強的推手。從國際比較來看，拉美國家由於在技術創新最終走到瓶頸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在技術創新方面產生質的飛躍的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則避免了此悲劇。互聯網金融面臨三個難題證券時報記者：您如何看待未來新媒體、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對中國經濟的推動作用?朱海斌：我認為，未來由互聯網所帶來的信息消費模式的改變會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互聯網金融可能會快速增長，但是“互聯網金融帶來革命”很可能是個偽命題。互聯網金融在大數據方面是個很大的優勢，但必須解決三個難題：第一，法律方面的障礙，法律禁止非法集資，這是互聯網金融繞不過去的一個門檻。互聯網金融如果要正常發展就必須走到吸收公�存款的這一步，如果走不到，發展空間也會有限，不會成為市場的主導。第二，退一步講，如果它可以在某種安排下吸收金融存款，那麼，針對其他金融機構的四大監管指標也一定要對它們適用，如資本金、流動性、存貸比等。在同樣監管的前提下，互聯網公司能否適應是個很大的問題。第三，互聯網企業將大數據與金融業務相結合需要有創新突破，因為許多互聯網數據目前尚無法直接用于解決金融業務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證券時報記者：除了技術創新，您認為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方面，中國還有哪些可以開展的舉措?朱海斌：我認為，未來，除了一些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政府應加快退出步伐，讓權放利給市場和民營資本。舉例來說，設立民資銀行在金融領域提了很多年，一直沒有得以真正的實施。不是說一定是私營經濟形式會更有效，但世界經驗證明，在市場正常運行的情況下，私營確實比國營更有效。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看到在中國近幾年一直在反複，國家在經濟中發揮在作用總是在發生變化。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取決于政府的主觀意願。從現實情況看，由於各個部門的利益動機不一樣，最後可能唯有通過市場倒逼，一些破除壟斷 的改革才能開展。美國退出QE對中國及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主要在資本流動性上，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回流。個位數的國內經濟增長不像以前那麼有吸引力，海外投資的快速增長將是未來的一個大趨勢。房地產稅將是中國特色的房地產稅，在這樣的背景下，限購政策2、3年內不會退出，房價未來很難出現大幅調整。十八屆三中全會大方向上將會延續十八大報告的核心思想，在重點領域會有一些方案提出。市場比較期待財稅以及土地改革方面有更可行的措施出台。金融體系改革關鍵在於監管必須跟上，資本市場的自律和監督需要退市機制。中國未來5到10年增長率取決于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而這主要靠創新。要由“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技術升級必須向中高端領域延伸。城鄉差異和地區差異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機會，前者對應的國家戰略是新型城鎮化，後者對應的國家戰略是發展中西部，產業轉移對中國經濟穩定增長是很強的推手。文件倉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