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電話局“抗交”事件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軍佔領天津後,天津電話閘口街二、五局,河北的六局,河東的八局及法租界的電報局,先後被日軍接管。嗣後,日偽政權將電話、電報兩局合併,成立了“華北電報電話公司”,總局設在河北路北口(今市電話總局)。因電話三、四兩局在英、意租界內,日軍不能以武力接管,在地下黨員朱其文的領導下,以局長張子奇、總工程師朱彭壽為首的電話局廣大職工,利用租界這一特殊環境,與日本侵略者及日偽政權展開了一場不屈的鬥爭,堅決不交出電話三、四局。這就是歷時三年之久的電話局“抗交”事件。早在庚子以前,電話便已傳入天津,但當時只是在租界內使用。八國聯軍侵入天津後,丹麥人璞爾生在天津成立得律風(英文telephone的譯音)公司,經營電話業務,並在天津與北京之間架設了單線電話線。光緒二十九年(1903),電政大臣袁世凱決定在北京、天津、塘沽之間架設電話線,於是,清政府從日本購入機械設備,並聘用日本人吉田正秀為技師,光緒三十一年(1905)又建成了複線電話線。後又以五萬兩白銀收購了璞爾生的得律風公司,在東門里二道牌坊成立電話局,聘請丹麥人羅泰,改私營為官辦。民國後,天津政府在閘口街設立了電話總局(二局),改原來的磁石式電話為共電式電話。當時電話用戶已達3000多戶,並在逐年增加。於是,1922年又在英租界增設了電話南局(三局,今四川路),不久,又在意租界設立東局(四局)以及北局(六局)。後因軍閥混戰電話線路屢遭破壞,遂改三局為電話總局。1927年,從德國西門子電機廠購入國際最新型電話機,將租界里的二、三、四局陸續由原來的人工話機改為自動電話。設備安裝調試好投入使用時,外方人員借口中國方面沒有人能勝任而堅持要派外國人擔任總工程師,中國方面則推薦曾留學美國、德國攻讀數學、電信工程的朱彭壽。外方mini storage出要通過考試決定,最終,朱彭壽以優異成績獲得了這一職位。坐落在英租界的電話三局,是天津電話局總機關,局長及科室職員均在此辦公,與意租界的電話四局之間僅隔一條海河。1937年9月、10月,日軍及日偽市政府曾多次要求接管電話三、四局,英總領事均以種種借口予以拒絕。1938年2月10日,偽天津市長潘毓桂突然來到電話局,聲稱奉命前來接收電話局,並當即出示了一顆刻有“天津特別分署”的關防。接待潘的科長金敬祈見市長親自來接管,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幸有局長張子奇、總工程師朱彭壽及時趕到。他們把關防搶過來退給了潘毓桂,並義正詞嚴地表示:沒有英租界當局的同意,誰也甭想打電話局的主意,電話局全局職工“抗交”到底,誓與電話局共存亡!潘毓桂只得夾起關防灰溜溜地走了。此事發生後,英租界工部局立即在電話局門前設崗,以防此類事件再次發生。2月28日,日軍向英、意當局施加壓力,下令割斷第一區與英租界間的電話線,並運走了全部電訊器材。3月2日,英、法租界當局妥協,擬同意日偽接管天津電話分局,但因電話局全體職工的堅決抗爭而未成事實。3月13日,電話局部分職工為老職工郝玉亮送葬時,被日本憲兵逮捕了8人;15日、16日,在日、法租界的路口,日軍又截捕了十幾名電話局員工。日軍這次陰謀破壞,給電話局“抗交”行動蒙上一層陰影,職工內部也有人出現了動搖,甚至有些線路工人離開了電話局。面對嚴酷的現實,地下黨員朱其文立即召集電話局職工開會研究應對措施。大會決定:決不屈服,把“抗交”堅持下去,並安排租界外職工立即攜眷屬遷入租界,無住所者暫住電話局內;動員老工人推薦親屬、子女來局工作,由總工程師朱彭壽做基礎培訓。此後,日本特務又指使漢奸潛入租界,打開馬路電杆上電纜分線箱,注入鏹水,一度造成電話線路混亂,無法正常通話。在線路工人的晝夜搶修下,電話線路才恢複正常。迷你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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