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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芬村要搬家了？一條有些聳動的消息近日在深圳藝術界傳開———讓“搬遷大芬”這個有點愚公移山意味的動作逐步落為現實的，存倉是今年8月在江西上猶縣拔地而起的“中國油畫產業集散地”，它將�多曾在大芬村駐紮多年的藝術家、油畫家、青年新銳繪畫力量引至贛南。昔日的“中國油畫第一村”，恐怕無法避免“被挖牆角”的命運。難道，一度被深圳官方視作文化創意產業樣板、聚集了諸多畫商和藝術團隊、產業貿易規模已初步形成的大芬村，吸引力竟不如一個前途未卜、起建不久的新興藝術群落？雖然，目前斷言大芬村“沒落”還為時過早，但近年來“原創太少，複制過多”、“商業氣息過濃”等均是大芬村無法繞離的詬評，深圳這個寸土寸金的經濟之都，是否始終存在天然的缺陷和瓶頸，無法成為藝術家們心儀的沃土？0 1大芬村很難為藝術家營造真正的“歸屬感”“一方面大芬村本身並沒有系統的產業群和完整的產業鏈條，主要是傳統加工製造業，居民收入很低；另一方面，沒有形成良好的社區環境，社會結構鬆散，居民缺乏家園感和歸屬感。”一位不願具名的大芬村藝術家，隱隱地道出了大芬村多年以來欲蓋彌彰的硬傷。“歸屬感”是藝術家隱隱作痛的傷疤。很多大芬村畫家的心聲是，“房租太貴，畫價太便宜，深圳的藝術文化市場始終發育不良”。大芬村年輕畫家、剛剛從美術學院畢業一年的SIM A N剛進駐不久就對生存環境之嚴苛深有體會，“有時大半年都簽不下一個‘大單’，但你還得自掏腰包購置顏料、畫具以及擔負其他的相關宣傳推廣成本，加上越來越貴的房租，此消彼長，哪裡還有多少余餉可剩”？始終不肯透露月收入，因為“少得可憐”而自慚形穢的SIM A N，念叨得最多的一句就是“我家在湘西，真希望早點回家”。但實情卻是，故鄉的藝術產業沒有形成氣候，他的特長更沒有用武之地。與SIM A N命運相似並“苟活”于村中，時常以轉行和返鄉為談資的同行數量已不菲，一種懷才不遇的怨念正在集體擴散。事實上，這早已不是大芬村所面臨的首個“離別”危機，早在2006年末、2008年末、2009年末、2013年年初等多個時段，均有大批駐村畫家“出逃”，有趣的是，在不少專家看來，藝術家出走大多恰逢畫市“轉綠”的曖昧時刻。“大芬村所營造的是市場環境，而非原創藝術環境，當時大芬村藝術家被訓練的是油畫市場供應，而非原創油畫藝術創作。大芬村市場低迷後並無針對環境改變而進行轉型設施，致使藝術家的龐大陣容唯有鳥獸散一途。”有藝術評論人這樣解釋大芬村天然的瓶頸所在。遠走他鄉的畫師們大多選擇了京滬，但他們仍如一棵棵跌宕的浮萍，用高額的生活成本維繫著他們尚存的油畫夢想。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一個離家較近、占地面積更大、環境更為“原生態”的新藝術區在等著他們。如果說以往他們的“出逃”更多只是一種不計後果、從一個“火坑”跳入另一“火坑”的“娜拉出走”，那麼，來自贛南的“招安”卻可能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樣，它或許會讓藝術家結束背井離鄉的命運，找回他們久違的歸屬感。0 2江西新油畫基地以幾十億資本為後盾，從大芬村“挖牆角”從8月起，一些大芬村畫師已經開始在他們位於贛南的新家�動了新的生活。“這裡交通很方便，離贛州機場只需要25分鐘的車程。”知名畫師、上猶·中國油畫產業集散地創始人陳子榮所言非虛，在他驅車帶路下，很快便進入一個糅合了藝術與田園氣息的建築，而與之相伴的青山綠水，把碧綠色延伸到目光所及之外，頗有世外桃源的感覺。建築的頂層，成為了畫師的創作家園。許多從大芬村遷徙至此的畫界精英，被貼上了新的身份。他們佩掛著“藝術部”的工牌，以示自己成為了“在編”人員，不再是自畫自銷的販夫走卒。而畫室里除了樣式豐富的畫具、顏料和藝術設備外，還設有“意見收集箱”，接受著藝術家們對生活、繪畫、作品等方面的投訴和建議。一樓還配有健身室、活動室，供畫師們休閒娛樂。據江西上猶縣政府官方網站介紹，油畫創意產業園項目總投資20億元，建成後將吸納3000余名油畫創作人員入駐，可帶動相關產業商戶1600戶，預計實現主營業務收入和相關產業收入分別為20億元儲存40億元。具體項目包括園林景觀、傳統工藝、藝術展示、文化傳播、藝術培訓、物流商貿、生態人居等相互融合的油畫專業城。園區將吸引�多國際、國內畫家、企業家和經銷商前來贛州發展，積極承接深圳大芬、莆田、廈門海蒼油畫的產業成批轉移，並大力引進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的知名書畫家、油畫企業、畫師入駐。如今，已有18 0名原屬大芬村的青年畫家遷居於此，據透露，以後還會有200-300名大芬村畫家被陸續“挖”走。以數十億的資本為後盾，�動了一次“胃口巨大”的人才掠奪，陳子榮的底氣何在？“放眼全國，真的找不到這樣一塊藝術的‘風水寶地’了，首先，這裡依山傍水，所有景物都是原生態的，供應著源源不斷的天然美術素材，藝術家們置身這樣的環境，也容易養成閑逸的心境，創作心態更平和，也更利於創造雋永的精品。另外，這裡交通十分便利，距機場25分鐘的車程，十分便於國際畫商、藝術負責人、藝術經紀前來求購精品。”與陳子榮的話相佐證的是，在專門盛放“預訂”作品的欄架上，大多已密密麻麻地貼上了英語標簽———“美國客戶JO H N”、“英國客戶K IM”等等，“開業”未多久、隱居在內地郊區的新油畫園區，竟然短短數月就吸引到了如此之多的外國高端客戶。但陳子榮並不滿足于建造一個“可以生存”的藝術區，他還要做一場藝術的“烏托邦”實驗。“相信嗎？我要做一個藝術的烏托邦，以前很少能夠見到所有利於藝術創作、交通、作品貿易的優勢條件全部集中到一塊兒去的，而上猶就具備了這些。但它未來的路仍需要精心設計，譬如，我們能否因地制宜，吸收國內或國際的藝術大師進駐，為他們建造專門的‘藝術實驗室’？有了這種‘實驗室’，我們以後就無需擔心作品真偽的問題了，因為所有名家作品都是專門的‘實驗室出品’，都打上個人認證的防偽標簽，嚴格排號排序，這不僅為藝術家提供創作和展銷平台，更順帶解決了中國藝術品真偽鑒定標準混亂不清的問題。”從創作環境、展銷平台、真偽鑒定到擴散影響，新興的油畫園地像是把每一個環節全部裝在模板里進行了完美的設計。“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不可能僅靠藝術家的自發力量完成，要高效、迅速地建起一個大型藝術聚集地，只能靠政治先行或資本先行。過去，藝術家很清高，總是恥于把藝術跟行政、商業聯繫起來，與其這樣，不如客觀承認資本、行政資源對於藝術硬件的支持作用，有規劃性的大規模藝術區的建造過程，當然不能和自然力量形成的藝術區同類比較。”陳子榮表示。0 3藝術家的流動、遷徙也未必證明大芬村“沒落”更優越的自然條件、更廉價的生活成本、行政和資本更得力的支持……可以說，上猶油畫產業園的每一個優勢，都直指大芬村的軟肋。但即便如此，一些藝術評論人仍不願用“大芬村沒落”這樣的評語來形容駐村藝術家的外遷。在他們看來，藝術家的遷徙、流動，只不過是藝術界自然生息的一種正常現象。最有代表性的意見當屬深圳雕塑院院長、公共藝術中心藝術總監孫振華所述。“藝術家的移動和聚集有其自然規律，以‘基地’形式把藝術家籠聚起來進行圈養是不可能的。其實，如果不是出于對某種‘產業’的呼應，不是出于為‘加工’、‘複制’為主的創意產業服務，根本沒必要結成‘聚集地’，而真正純粹的藝術根本沒有地域限制，在哪裡都可以玩創意、玩藝術，藝術家安居的城市是高度隨機性的。”在他看來，藝術家的外向流動，是一種積極的互動現象，藝術家個體按照自身情況理性選擇自己更適合的地域和城市，根本沒必要過度解讀。而官方為了“留住藝術人才”而推出的各項政策，亦有畫蛇添足之嫌。但大芬村以“複制”為主的模式定位，以及長期背負的“山寨”標簽，已經給業內人士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這種原創力衰弱的弊症恐怕在短期內難以解決。“大芬村面臨‘挖角’，折射了中國創造力的嚴重危機，這說明它本身運轉機制存在嚴重的內在缺陷，內容匱乏的矛盾已經達到了巔峰。”藝術評論人、宋莊藝術節總策劃岳路平的話恐非危言聳聽，即使大芬村未必能被異地園區“挖角”成功，它也需通過更具顛覆性的轉型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採寫/攝影：南都記者 周正陽迷你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