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電視節目,mini storage以及那些通過新媒體平台播映的節目內容,至少已經讓一部分人感到不安。無論是電影、電視劇,還是新聞類、訪談類、娛樂類節目,要想獲得歡迎,就必須打破過去的那種線性結構,讓人們可以融入故事或現場情境。融入越快,融入效果越好,影視作品就會受到更多歡迎,以及更多的批評。更多批評又有什麼關係呢?批評者設法發出他(她)的批評,卻可以成為作品或節目本身更多次曝光在粉絲面前的通道。不安或批評,很大程度上源於作品和節目製作者為了追求觀�的融入效果,對內容質量的犧牲。譬如,時裝劇對商業和社會背景的背離;歷史劇、穿越劇肆無忌憚的踐踏歷史事實;新聞節目存在嚴重的立場偏差。回應這種不安和批評的觀點,常常就表述為,不要低估觀�的智商,觀�會完成自我甄別……這樣的觀點,在文化領域內一般情況下是成立的。問題是,“當下”的流行文化,本身並不需要考慮真實性和完備性。無論是現實題材、歷史題材,還是純粹由想象架構出的藝術元素,以及技術手段,都只能成為“當下”文化製造產品的原料以及“烹飪”方式。“當下”的製造,隱含著一套新的敘事結構,以更多的關聯性、更豐富的元素、更充沛的情感,確保各類觀�能夠至少找到一種或多種有所熟悉的元素和情感模式,讓人感覺這不僅是在觀看,而且還是互動,由此促成更好的融入。新的敘事結構打破了過去模式的邏輯性,即以影視作品為例,情節、結局甚至故事本身都變得無關緊要。新的敘事結構還再造了新聞報道、輿論議程,對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壓力來源。CNN特邀評論員、《衛報》和“發現”頻道等媒體撰稿人道格拉斯·洛西科夫,在其所著的《當下的衝擊》一書中就指出,新聞報道模式轉下不間斷的“當下主義”,用一連串以至無窮的後續報道來形成敘述脈絡。這就是新聞報道中出現了越來越多所謂“威脅事件”的原因:只有威脅感才能保持持續的關注,推動互動和融入。即便一個問題、事件獲得解決,威脅感、恐慌感也可以馬上轉移到其他的、更多的問題和事件之上。即便快速報道出現細節偏差,即便報道模式面臨“放大最具轟動效應的負面消息來獲得點擊率和更高排名”的批評,也不足以撼動這種新的敘事結構、敘述脈絡。2006年,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在一個公開場合曾指出,“我們為互聯網推動平等主義發展所付出的代價,就是對未編輯故事的分散介入。在這種媒介環境中,知識分子失去了製造焦點的能量。”哈貝馬斯的這番話此後一直為他帶來麻煩,很多人指責他貶低了互聯網、網民(公�參與和公�智慧),拒絕接受知識分子專業性權力在新時代下降的現實,當然這也與他的表述不甚清晰有關,但批評者顯然沒有領會到哈貝馬斯為什麼會生髮擔憂。洛西科夫在《當下的衝擊》這本書延伸並更為清晰的表述了哈貝馬斯的擔憂,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新的敘事結構對事實和邏輯的扭曲,還讓人產生了虛幻的融入感、在場感,在距離現實更遠的情況下誤以為更接近真實。“當下的衝擊”對於我們具體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新的敘事結構改變的不是新聞和輿論,還有商業、工作和生活方式。在技術支撐成為可能的儲存況下,“我們的數碼世界永遠處於開�狀態”。想一想當智能手機沒電或因我們乘坐航班而不得不關機的情況下,我們出現的那種信息焦躁狀態。我們不得不以徒勞的方式監控著這個世界同一時刻所有地方發生的一切,也不得不讓這個世界隨時隨地監控我們,這是一種機器才能適應的狀態,超出了人的生理承載。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活,都變得與機器、電腦沒有太大差別,道格拉斯·洛西科夫將這樣的節奏概括為“數字化精神病”。文學和勵志作品中常常會出現“活在當下”的字樣,我們所在的“當下”,實際上已經實現了這種願望,只不過是以不太詩意浪漫的方式。道格拉斯·洛西科夫談及了“時間壓縮式上緊發條”,指的是試圖將大時間尺度的事物(過去、現在、將來)壓縮到更小的甚至不存在的時間尺度(當下)內,我們賦予當下的事物以空前的歷史性和未來性,我們開始忽視甚至否認當下無法驗證的過去和想象無法延伸至的未來,我們迎來了一個執迷不悟的“短暫的永�”。其表現不僅在於更多的成年人在思維和行為方式上選擇“長大(卻)未成年”,而且數字記憶已經帶有永�性,公共和私人活動之間的界限消失,過去已經被壓縮到現在,任何人都不能拒絕會讓自己感到尷尬的記憶,被他人輕而易舉地檢索乃至成為公共議題。我們所謳歌的大數據時代,已經給相當一部分人帶來、並將注定給更多人帶來如同不能擺脫的噩夢式的“短暫的永�”。說到“活在當下”,不能不提史蒂夫·喬布斯。喬布斯最偉大的不在於他主導推出的革命性數字產品,而是洞察並把握了“活在當下”、“當下主義”對商業、消費和社會潮流帶來的逆反式衝擊。情感、體驗、“短暫的永�”的擁有,而非企業家、營銷專家們更為重視的質量、品牌、廣告,成為“喬布斯製造”的最大賣點。同樣,回首2007-2009年美國金融危機,可以發現,這場荒唐崩盤事件的起因,其實就在於金融衍生品抹平未來與現實,將時間杠杆化,從而誘使人忽略風險。普遍化的信用卡過度消費,也與商家、銀行激活“當下主義”對消費者的誘惑有關。扭曲事實和邏輯,為了滿足新的敘事結構,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用簡單模式搞定複雜模式”的問題解決套路。很多人都習慣先簡化問題及其成因,然後將之標簽化,再拿出模塊化的方案——人們會承認,這不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法,卻能很高效率的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可以讓人擺脫故事背景和問題成因,以保證有足夠的精力跟上不間斷的信息鏈條,確保自己跟得上信息超載的步伐。道格拉斯·洛西科夫在書中感慨的指出,“當下的衝擊”是一種超越時間的存在,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人人都身處慢性、無止境的壓力,人們失去了對過去的可靠把握,也失去了與未來之間的穩定關係,唯一擁有的是仍在不斷爭取的、新的體驗。他在書中各章都對應問題的存在,開出了調適型的建議方案,歸結起來就是“接受對自己所存在的那個時刻的責任和支配權”,重新掌控時間,“在存儲和流動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但他也很清楚,擺脫“當下的衝擊”乃至讓衝擊變得緩和一些,極其可能都屬於徒勞的爭取。書名:《當下的衝擊》作者:(美)道格拉斯·洛西科夫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迷你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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