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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博奇 ○編輯 于勇創新與發明從來不是一個人獨立完成的，迷利倉而是很多人多年來共同努力的結果。但歷史總是把最大的榮譽交給這些努力的最後集大成者。他們身上，堆疊了無數人的失敗和成功。正如蔡倫發明瞭造紙術，發明活字印刷術的成就交給了畢昇，雷履泰被視為“票號鼻祖”，也是如此。實際上，雷履泰並沒有發明票號——他只是為票號的誕生和發展創造了條件。票號是儲蓄、匯兌的一種憑證，從形式上看，它並不是新事物。早在唐代，即有“飛錢”出現。《新唐書》雲：“憲宗以錢少，複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及至宋代，又有“交子”，及專門兌換“交子”的金融機構“交子鋪子”出現。“飛錢”與“交子”均是有價證券，相當于支票。到了清代，“會票”開始在江浙、京師一帶流通。陸師儀《論錢幣》雲：“今人家多有移重資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與京師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之遺意。”這些匯票形式之所以曇花一現，與其說是因為他們本身固有的缺陷，不如歸咎于商業化的失敗。商業化是推動創新的重要力量。愛迪生髮明電燈，莫爾斯發明電報，均得益于市場的認可和鼓勵。中國的“四大發明”無法實現產品化，沒有在市場上找到出路，因而停留在器物的層面，成為上流社會的消遣。用哈羅德·埃文斯的話講，它們並不是“實用性創新”。無論“飛錢”、“交子”，還是“會票”，受制于網點、信用和保密等一系列缺陷，無法廣為推行。而票號之誕生及大行其道，匯通天下近百年，在於它借助商業的力量，掃平了這些的障礙。決定金融機構能否迅速做大的首要因素，在於營業網點數量。雷履泰在“西裕成”早期的經營活動，為“日升昌”開展匯兌業務打下了遍佈南北的網絡基礎，最大限度地擴充了營業能力、知名度和影響力。“日升昌”雄厚的資本也使其有能力為各地客戶提供金融服務。信任是金融的命脈。匯票就是一張紙，如何保證它的可信度？當時已有密押、背書、微雕甚至水印技術，雷履泰的做法是，不定期更換防偽技術，生意好的時候，3個月更換一套版本。“日升昌”的匯票用特製麻紙印刷，上書水印一個“昌”字，並有專人監督，印刷完畢馬上銷自存倉原版，不留片紙余鉛。匯票的印量和領用都有嚴格控制。使用時，在關鍵部位蓋戳，由專人用毛筆書寫匯票內容，其筆跡通報“日升昌”所有51家分號知曉。為了提高保密性，雷履泰還特創以漢字代數字的密押法，所用密押，外人根本看不懂。如太原分號5000兩匯票的代碼是“冒害看寶通”。“日升昌”太原分號經營近百年，沒有發生過一次冒領事件。除了開展匯兌業務，“日升昌”還提供存貸款業務，並與匯兌業務進行交叉，細分為順匯和逆匯等形式。雷履泰摸索出一套八字經營方針：“酌盈濟虛，抽疲轉快”，令各項業務調度有序。當時國內流通銅錢和銀兩兩種貨幣，“日升昌”主要做銀兩生意，其利潤來源有三：利息、匯水、平色餘利。利息來自存貸款的息差，匯水就是異地匯兌的手續費，是利潤大頭。各地銀兩成色不同，如南京的銀子含銀量達97.3%，上海豆規銀含銀量只有73%，在南京存銀100兩，在上海就應取出110兩，而不是100兩。因而，在各地匯兌銀兩，就要根據兩地銀兩的成色不同確定平均值，既要做到公平，又能保證有盈利，叫做“平色”，剩下的利潤，就是“餘利”。雷履泰用“平色餘利”的方法，為“日升昌”創造了四分之一的盈利。各地天平砝碼大小不一，銀兩匯兌與流通頗為不便。為此，雷履泰特地鑄造了本號50兩重銅砝碼，稱為“本平”，與各地砝碼比較，找出差額，編成“平碼歌”，發于各分號，一律以此為準。企業家是社會前進的重要推力。他們承擔風險、追求利潤、創造價值；他們通常扮演創新推手的角色；他們的商業活動，為發明創造的產品化和商業化鋪平了道路，賦予其更長久的生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日升昌”大掌櫃雷履泰，也可以算得上一名出色的企業家。雷履泰去世于1849年，他死後，“日升昌”隨之衰落。但雷履泰卻留在山西人的記憶中。平遙流傳著這樣的俗語：“人養好兒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鴻 ，三子無出息，也是程大佩”。雷、毛、程，分別是“日升昌”的大掌櫃，二掌櫃和三掌櫃。而“日升昌”至今保存著雷履泰用過的桌椅、算盤和馬車，他的銅像平靜地注視著千古來客、蕓蕓�生。沒有雷履泰，就沒有“日升昌”，也不會有山西票號。果如此，中國商業史恐怕就是另一番局面了。迷你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