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年（1931年），儲存神州大地，流年不利。 但43歲的寧波商人劉鴻生起初相信，這會是大展宏圖的一年。元旦前幾天，他以總經理身份，代表數月前重組成立，坐擁近200萬元資本的大中華火柴股份有限公司，首度出手，收購漢口燮昌火柴廠，後者曾為中國最大的火柴企業。 此時，國民政府定鼎南京剛滿三年，全國政局初見穩定，日後以“火柴大王”之聲名風靡海內的劉鴻生，跟大多數身處通商大埠的同仁們一樣，對新政權期望甚高，決心大幹快上。 他們沒有想到，天災與外患交織而成的一次嚴重經濟衰退，即將襲來，而日益對外開放的沿海沿江各省市場，首當其沖。厄運連連 漢口燮昌火柴廠1897年由劉鴻生的兩位寧波老鄉——“滬上五金大王”葉澄衷與“漢口頭號商人”宋煒臣聯袂創辦，經營已逾30年，20世紀初即年產火柴過億盒。但負責主持的宋煒臣1926年去世前後，該廠已陷于不景氣。 劉鴻生早年做“煤老闆”和“船老大”起家（一戰期間租船自秦皇島裝運開灤煤到滬銷售，賺銀百余萬兩），1920年涉足實業，在蘇州創設華商鴻生火柴無限公司，12萬元總股本中他出資9萬元，為最大股東。1930年下半年，為避免同業惡性競爭，劉說服設在上海和鎮江的熒昌、中華兩家火柴廠，與蘇州鴻生廠三合為一，成立總股本191萬元的大中華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他出任總經理。 天有不測之風雲。1931年7月，長江突發百年不遇大洪水，華中工業及貿易重鎮武漢三鎮被淹超過100天，百業停頓，劉鴻生從昔日競爭對手那裡收購回來的廠房機器，自然沒來得及完成重整投入生產。下游的九江、蕪湖、南京、揚州等主要商埠亦未能幸免，損失慘重。同時，江蘇、安徽兩省持續大雨，淮河及大運河水位暴漲，大片農田受災之外，津浦線鐵路（天津—南京浦口，今京滬線長江以北段）也與平漢線（今京廣線北段）一樣“斷路”。 江淮地區受災八省（蘇、皖、鄂、湘、贛、浙、豫、魯），為全國農業及工商業精華所在。據統計，八省受災耕地面積約1.4億畝，農戶850余萬戶，農產品損失4.5億元以上，災區農村經濟形同破產。再加上水陸交通動脈癱瘓，貨物進出無期，對剛剛從軍閥混戰走出來，正待恢複元氣的中國經濟打擊之大，可想而知。 屋漏偏逢連夜雨。7∼9月間的江淮大水尚未完全消退，“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天然工礦業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東北三省，極短時間里全境陷于日寇之手，本已步履艱難的國家近代工業化進程，痛折一臂。 厄運還沒有完。1932年初“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中日軍隊在上海鬧市區激戰，除軍民死傷過萬外，戰區工商業及居民的直接間接損失，高達14.8億元，相當于當年全國財政收入6.19億元的兩倍多。作為中國金融和經濟中心的上海，因戰火足足停市3個月，由此造成的全面損失，更加難以計數。 “一·二八”戰火還導致一個嚴重後果：南京國民政府頭一次被迫宣佈“債信破產”。原因是幾年來發行的政府公債數額巨大，每年需償付本息不下2億元，而當時南京政府實際年收入不過3億∼4億元，還要應付外債及各項軍政開支，可謂捉襟見肘。上海戰事發生後，債券價格暴跌，財政立馬周轉不靈。財政部長宋子文不得不于2月中旬以“國難當頭，稅收奇絀，財政緊迫”為由，向銀行公會等團體提出“減債辦法草案”，主旨是減低原定利息，推遲還本期限。共赴國難 除了突如其來的天災與兵火外，1931年前後中國經濟走向低迷，還有一個人所共知的大氣候：1929年源自美國，隨後席卷全世界的“大蕭條”。 以近代民營工業中地位舉足輕重的生絲業為例：20世紀20年代，繅絲工業中心上海和無錫，經歷了一輪投資大增、產銷兩旺的繁榮時期。但30年代初，“大蕭條”令國際生絲貿易低落，日本絲廠又在國際、國內市場上大舉截擊華資絲業，1930年以後，上海、無錫數以百計的絲廠產銷急劇下降，普遍遭遇虧損，中小絲廠屢屢停工倒閉，只有少數大企業能勉力維持。 面對經濟不景氣與工商界困境，坐上江山不久的南京國民政府，為穩定大局計，當然不能袖手旁觀。 1930年，作為“政府特許國際匯兌銀行”的中國銀行（總部已由北京遷至上海），召集無錫永泰、上海瑞倫等四家當年規模最大、產品最優的絲廠，增資10萬兩白銀，改組成立通運生絲貿易公司，專門負責股東絲廠產品海外運銷，所售生絲利潤往往比其他同業要高。據時人回憶，“生絲不通過洋行，自己直接銷售，在當時的中國，還只此一家”。 1931年2月，絲價突然大瀉且持續走低，向銀錢業借款（通常以絲、蠶抵押）總額達3000萬元的上海各繅絲廠，資金鏈發生問題，連累銀錢業本身也出現了周轉困難，金self storage危機一觸即發。絲廠及銀錢公會緊急向國民政府求助。政府為免發生連鎖反應，批准發行“江浙絲業公債”800萬元，其中600萬元指定貸給各絲廠以渡過難關。後來，因廠商日子艱難，財政部乾脆一紙文告，讓這筆債款不了了之。 劉鴻生的大中華收購漢口燮昌火柴廠後數日，即1931年元旦，國民政府在全國實行“裁厘”，即各省取消貨物流通稅，負責徵收內地稅的數十處“常關”（與徵進出口稅的海關相對）也陸續撤銷。據財政部統計，“裁厘”後政府每年減少稅收9936萬元，約占常年歲入的四分之一。雖然不少省市因地方財政來源大減而屢有怨言，實際執行亦不能徹底，但苦於苛捐雜稅繁多的商人們額手稱慶，輿論則讚許說“這一改良效果之好，大大超出預料之外”。 同年五六月間，國民政府實業部先後頒佈《小工業及手工業獎勵規則》《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規定“凡出品優良者，給予獎金、獎勵、獎章以及匾額”，對於工業上的物品或方法首先發明者，給予5年到10年的專利以資獎勵。 也許正因為新政權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恤商情、保增長”的姿態，對民間資本管制較松，並確有勵精圖治的諸多舉措，盡管滔天洪水與外敵入侵接踵而至，但劉鴻生等一批正當壯年的新銳實業家，投資信心仍在。守望相助 繼收購漢口燮昌火柴廠後，劉鴻生馬不停蹄，自1931年1月起，九江裕生、蕪湖大昌、揚州耀揚等火柴廠先後併入大中華，公司又投資興辦梗片廠，自制火柴杆。由於同業合併，競爭減弱，火柴售價得以上漲，大中華開始賺錢了。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發生，國內抵制日貨運動高漲，一度占據中國火柴市場半壁江山的在華日資廠（實由瑞典火柴業巨頭控制）大受打壓，大中華公司乘機趕上，年盈利超過40萬元，繼續大手筆擴張投資。 1931年11月，劉鴻生還得到民營金融家陳光甫之助，以新建的企業大樓作抵押，向其麾下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下稱上海銀行）借款100萬元，開辦中國企業銀行，由商貿、實業轉而試水金融業。 跟劉鴻生一樣逆勢而動的，還有“麵粉大王”和“棉紗大王”無錫榮氏家族。 1931年4月，榮氏集團旗下的申新九廠在上海開工。它最早的前身，是半個世紀前李鴻章創建的中國第一家機器紡織廠“上海機器織布局”，歷經風雨後改名三新紗廠，有近7萬枚紗錠和上千台布機，榮家老大榮宗敬以低價收購其全部廠房設備，改頭換面，重新投產。 10月份，榮家又斥資340萬兩銀子，收買上海厚生紗廠，更名申新六廠。前者原是擁有紗錠73000多枚，織機近千台的大廠，剛剛因市場不景氣及經營不善於1930年底停業。 曾在四年前“寧漢分立”的關鍵時刻，發動江浙商界出錢支持蔣介石“上位”的陳光甫（詳見本報2013年9月2日D8版《寧漢分合看“獻金”》），那段動蕩的日子里也沒閑著。 1931年江淮大水，幾乎讓上海銀行遭遇滅頂之災。當年9月，洪水將退未退之際，市場上突然風傳該行漢口分行作為貸款抵押的大量食鹽受淹，損失數百萬元，又稱其總行在公債和黃金投機上虧本1000萬元，一時引發上海、南京兩地分行儲戶恐慌性擠提風波，十余天內取款4400萬元，占上海銀行存款總額三成半。 如果不是陳光甫以中國銀行常務董事身份，緊急請求多年老友、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出手相助，後者及時提供了足夠的信用保證及現銀支持，上海銀行怕這一關也過不了。 但性格堅韌的陳光甫，從危機中發現商機。擠提風波結束不到兩個月，上海銀行即出資20萬元，聯手商務印書館、無錫榮宗敬、英商太古洋行及倫敦數家保險公司，在上海成立總股本50萬元的中外合資寶豐保險有限公司，專營水火保險，陳光甫以大股東身份出任總經理。 陳光甫的另一創舉，是1931年春天，促成上海銀行與華洋義賑會（民國期間中外人士合辦的最大民間慈善組織）訂立合同，向河北農村合作社貸款2萬元（後增至5萬元），這是中國近代以來城市金融資本流入農村之始。到了1933年1月，上海銀行設立農村合作貸款部，當年放款超過100萬元，1935年更增至600萬元以上。 這幾百萬元的農村貸款，與1931年江淮大水中八省農戶數億元計的重大損失相比，連杯水車薪都未必算得上，但畢竟擠開了一條縫。想想七八十年後，為滿足鄉鎮民間的資金飢渴，仍然有人要鋌而走險，“非法集資”，以至遭遇牢獄之災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就能掂量出陳光甫及上海銀行當初決策的勇氣和分量了。 曾參考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編《劉鴻生企業史料》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教授王方中編《中國經濟史編年記事1842—1949年》。主題圖選自劉香成等編《上海1842—2010：一座偉大城市的肖像》。迷利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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