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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儲存如何管理好一座大學禮堂陳菊弟，1952年生，上海人，在相輝堂做了27年的管理員，有時候，學生會請他給正在排練的戲提提意見。 晨報記者 楊眉 1981年的秋天，陳菊弟（左二）剛剛來到複旦大學的綠化組，他挺喜歡這份工作的。/受訪者供圖相輝堂二樓，陳菊弟以前的辦公室。有活動的時候，這個房間又變為學生的化妝更衣室。/晨報記者 楊眉 星期日周刊記者 顧箏 2009年，複旦大學相輝堂，學生們上演話劇《暗戀桃花源》。海報上說，會有一個神秘人物加盟演出。 那會是誰？大家交頭接耳，暗暗猜測。 演到最後，一個中年男人走上舞台，問：“你們怎麼還沒排練好？ ”“是陳堂主啊。 ”相熟的同學在舞台下會心地笑起來。 陳堂主，便是在相輝堂做了27年的管理員陳菊弟。 27年來，他第一次在舞台上演他自己。戲中，他說了一句台詞：“5分鐘，5分鐘，我這輩子有多少個5分鐘。 ”7月中下旬，我們拜訪了這位大學禮堂的管理人。 採訪的那天，陳菊弟帶我們重回了相輝堂，這是他去年退休之後第一次回去，“在這裡，有很多記憶，我什麼都能回顧。但不管做什麼，人都會要離開自己的崗位。 ”複旦學生的紅毯畢業典禮，陳菊弟是高票當選的嘉賓7月18日，學生們開始享受暑假時光，複旦大學的校園內，有一種寧靜。 天氣很好，陳菊弟站在食堂門口等待。他中等個子，人比較壯實，短袖T恤束在西褲內，穿著打扮和前一個月走“紅地毯”的時候風格相似。 6月25日，是複旦大學的畢業晚會。這次畢業晚會，由學生提名和投票選出紅毯嘉賓，陳菊弟高票獲選。 接到邀請電話時，他很吃驚。作為相輝堂的管理員，畢業典禮陳菊弟看過好多年，但他沒想到一個普通工人也可以走上紅毯。 為了參加這場特殊的儀式，陳菊弟特意買了新衣服——帶領子的T恤衫，還提前一個多小時到達會場“熱身”。 “那天我很緊張啊，路都不會走了。”他自嘲。他的樣貌打扮看著都顯年輕，看上去四五十歲的樣子。其實他61歲，進複旦大學後勤部工作滿31年，去年剛剛退休。 我們沿著校園內的林蔭道往前走，路上相熟的人和他打招呼，“堂主，今天怎麼過來了？”“記者要採訪，帶她去看看相輝堂。”陳菊弟擔任相輝堂管理員整整27年，學生和同事們給了他一個別稱——“陳堂主”。“那些是電工班的人。”他介紹說。 很快就走到了相輝堂，這座1947年初夏在廢墟中拔地而起的兩層樓老建築，一直以來都是複旦師生集會和舉辦活動的重要場所。這個暑假它被封閉起來，等待修繕。 陳菊弟熟門熟路地走到後面的一扇小門前，拿著借來的鑰匙打開門。過去的每一天早上七點多他都騎著自行車（近幾年改成電動車）從家里出發，十多分鐘到達這裡後把車停在樓梯下方，然後就打開門，開始上班。 正準備修繕的相輝堂內蒙著一層灰，有一種許久不用的凌亂和破敗。這是陳菊弟自退休之後第一次進來，二樓的一個大房間曾是他的辦公室，學生會來這裡向他遞交相輝堂的使用申請。有活動的時候，這個房間又變為學生的化妝更衣室。 樓梯口有一個才幾平方米的小房間，有自來水有熱水瓶，一根晾衣繩上還掛著陳菊弟當年穿的工作服。“在相輝堂開大會的時候，我就在這裡燒水泡茶，準備好之後放在主席台上。咦，這根橫樑怎麼還在這裡？”陳菊弟看到了角落里倚牆而放的一根棍子。“這是什麼？”“那次研究生們演一個話劇，是五十年代的那種戲。他們向賣老式家具的店里借了一張床，後來把床的這根橫樑落在這裡了。我給劇社的學生打過好多次電話，讓他們來拿，可他們一直說沒空，沒來拿。”星期日周刊記者（以下簡稱“星期日”）：堂主，我挺好奇的，作為一名禮堂的管理員，每天是怎麼工作的？這種幫學生保管失物，也是你工作的一項內容？ 陳菊弟：是啊。每次活動結束，打掃的時候我都要撿到很多東西，照相機、手機、手錶、飯卡、演出服、鞋子、襪子……什麼都有。我把這些東西收集起來，一一登記好，然後放在抽屜里等學生來認領。領東西之前，我會查看一下他們的學生證，做個記錄，如果是同學來代領的話，就要打電話做確認。 星期日：我是為找“服務上海三十年”的人而來採訪你的，你怎麼看這個？ 陳菊弟：其實沒什麼好寫的，這只是我的工作而已。工作做不好，到哪裡都不行的。我怎麼能叫“服務上海”呢？我最多是為複旦大學，為學生服務而已，不好說這麼大的。為上海服務的人很多，很多人做的事都是看得到的，我只是在這裡開門關門掃地，誰不會做？只是這個工作找到了我，我就想我應該怎麼做好，不要出任何事。這三十年就這麼過來了，我覺得我對學校和學生也負責了。 星期日：今天你在退休之後重回相輝堂，有什麼樣的感覺？ 陳菊弟：你說要採訪我的時候勾起了我很多往事，在這裡我什麼都能回顧，有很多記憶。不過這禮堂對我來說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我不可能一直在這裡，不管做什麼，人都會要離開自己的崗位。 年紀輕輕，掃地開門也沒啥，就是太孤單了陳菊弟開始擔任相輝堂的管理員，也是離開了自己以前的崗位。 1981年，29歲的知識青年陳菊弟頂替父親，進入複旦大學後勤部工作，一開始，他被分配在綠化組。 星期日：在綠化組要做什麼事情？ 陳菊弟：日常工作要鋤草、修剪，有的植物要修成圓的，比如瓜子黃楊，有的一排植物要修成一樣平，不能這邊高，那邊低，都要靠自己手上掌握。 星期日：你怎麼學會做這些？ 陳菊弟：有師傅帶的，他們會親手做一遍，我就在旁邊看，看了之後再模仿操作。剛開始修剪的時候，我修剪第一棵植物，一般會剪得高一點，這樣萬一後面剪得不一樣齊了，還有餘地可以修，還能達到一直線。到現在，給我一把剪刀，我還能把一棵瓜子黃楊修成一個圓球。這些日常工作都還是比較簡單的，我覺得比較難的是挖樹。一群人一起工作，一棵樹的直徑、半徑多大，要怎麼挖，都要考慮。 星期日：挖樹也有技巧？ 陳菊弟：樹坑挖得太小了，根部斬掉太多，就容易死。挖得太大了，根部留得太多，你搬不動，而且沒有這個必要，所以需要計算出一定的尺寸。尺寸計算好了，畫出一個圓圈，大家就要在這個圓圈的位置上挖，是要一點點斜著挖進去的，以免把樹根挖壞了。挖樹也很有時間講究，你注意一下，現在這種季節是看不到移樹的。 星期日：夏天不行？挖了樹要死掉嗎？ 陳菊弟：在挖樹的時候，樹的一些老根須是被捨棄掉的，移出來剛種下去的時候，根須還沒長出來，得靠樹裡面的養分供給樹生長。夏天陽光足，太陽曬了水分蒸發，靠根須吸水又慢，這樣樹肯定種不活。所以移樹一般都是在春天，開春了，雨水多，太陽不烈，樹能慢慢生長，等到兩個月後夏天來了，根須已長好，就能對抗酷暑了。 星期日：綠化組，其實是很有技巧的，學習這些技巧對你來說難嗎？ 陳菊弟：在農村的時候我就有這方面的知識了。當時在綠化組工作的時候，有的同事會說很累，可是對我來說，在這邊工作一天還不如我當時插隊落戶在黑龍江工作一小時呢。我們幹活要鏟地，要收割，那時候還沒有機器呢。一個上午鋤草鋤不到頭，因為一條壟就有三里地，而在綠化組挖一棵樹才幾鍬而已。有過去十年在黑龍江農村的工作經驗，到綠化組工作後，很多東西，老師傅一講，我就知道了。其實這些東西，只要有心，自己肯學都是可以的。 星期日：你是有心、肯學的那種人？ 陳菊弟：單位派我工作，我不知道能幹多長時間，幹不好，學不會，我以後到什麼地方找工作？吊兒郎當的，不愛學習，人家一棵樹能挖好，我如果挖半天都挖不好，還挖得亂七八糟，把樹都挖死了，人家會怎麼說你？那時候我們年紀輕，在農村也鍛煉過，就想好好地幹，想好好幹一輩子。這就是生活，我是要靠這份工作生活的，幹不好，到時候工資拿不到，人家不用你，把你辭退了，那怎麼辦？你總歸是想在一個單位幹好的。 在綠化組工作了三年，有一天領導對陳菊弟說：管相輝堂的老師傅要退休了，你去接他的班。“我在綠化組幹得好好的，去相輝堂幹什麼？去那裡我又能做什麼？”他滿心不樂意。 可是這是一項人事調動，對於陳菊弟的情緒，領導讓他回去考慮兩天，想通了再來。陳菊弟最後的決定是：“去就去吧，到哪裡不是幹？”陳菊弟還記得他去報到前不久，美國時任總統里根訪問複旦，在相輝堂做了場演講。當時為了迎接里根的到來，相輝堂內築起了斜坡，並換掉了使用了三十多年的長條椅凳，改成一張張嶄新的座椅；頭上的大吊扇也被空調代替，相輝堂成了全國高校里第一家擁有空調的禮堂。 去相輝堂做什麼，陳菊弟不知道。“你去跟著師傅學就行了。”領導告訴他。 進了相輝堂，陳菊弟問師傅，才知道了管相輝堂要做的事情是——掃地、開門關門、安全管理。 星期日：你來到相輝堂工作，最初的感受是什麼？ 陳菊弟：我感覺太失落了，在哪幹都挺好的，到這裡邊來，而且幹的是掃地工作。工作倒是不怕，掃地、開門也沒什麼。但想想我年紀輕輕的，就要在這裡工作，心裡肯定有點想法。而且我感覺，這個工作，太孤單了，就我和師傅在一起。 星期日：師傅是怎麼樣的人？ 陳菊弟：挺忠厚老實的。 星期日：你們兩人在一起工作，這種孤單的感覺是從何而來的？ 陳菊弟：我們兩人在一起總要說說話，因為找不到人，你再不講點笑話，就會很鬱悶。可說實話，我和師傅年齡相差太多，我們兩人沒什麼話好說。他和我父親是相識的，就和我講講父親的事情，再講講我，叫我好好幹，說在哪裡幹都是一樣的。師傅告訴我這個地方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是學生的主要活動場所。那時複旦大學也就這麼一個大禮堂，開會、做報告、上大課都在這裡。時間長了，看著也挺熱鬧，我要做的事情也挺多的。 “陳堂主”的規則 陳菊弟被學生稱為“堂主”，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到了相輝堂地界，一切都得聽他的。 很多學生社團都會到相輝堂來舉行活動，在前期溝通中，陳菊弟會很明確地告訴他們：“哪些你們能做，哪些你們不能做。”複旦大學畢業生邢悅還記得2000年去和陳菊弟接洽場地的情形。那時他是複旦大學球迷協會會長，當時正值歐錦賽，協會想提供一個集體看球的場所。活動經過學生會審批之後，團委的老師對他說：“你去和相輝堂的陳堂主溝通一下場地使用的情況。”這是邢悅第一次見到陳菊弟，當他把活動的情況介紹之後，陳菊弟提了很多規則，有一條，邢悅至今印象深刻——不能大聲喊叫。“他說相輝堂是木質結構，時間久遠，別把它喊塌了。”由於有時差，看球都在晚上10點開始，有時看到凌晨兩點，有幾次是通宵，到早上六點半。邢悅記得，雖然陳菊弟一開始定了嚴格的規則，但實際操作過程中還是比較人性，他對於球迷激動的喊叫也能理解，只是在聲音實在太大的時候會提示大家輕一點。 這就是陳菊弟最日常的工作，協調出借場地，管理這個迷你倉地，然後在活動結束的時候打掃、關門。“後來收尾總是他收的吧，我們沒有鑰匙的。”邢悅說。 星期日：相輝堂的管理工作，我想和綠化組一樣，也是有技巧的，它不只是掃地、開開門這麼簡單吧？ 陳菊弟：一開始是這樣，沒什麼技術的。掃地大家都會掃，但掃地就是掃得好壞、掃得快慢、掃得幹不乾淨的問題。以前我掃地很慢的，後來自己摸索摸索，掌握了要領之後，就掃得很快了，整個禮堂我一個人掃地只要兩個半小時。 星期日：怎麼掌握的技巧？ 陳菊弟 （拿起掃帚和簸箕）：我喜歡蘆花掃帚，相輝堂座位多，蘆花掃帚軟，角角落落都能掃到。我給你演示一下。相輝堂內共有970個座位，左、中、右各一列，中間那列共有34排，每排10個座位，左右兩列各有35排，每排9個座位，共有4個走道。 一開始的時候，我從第一排的左邊掃到右邊，垃圾聚集在中間的走道里，再從後一排的右邊掃過去，垃圾又聚集到邊上的通道，全部掃過之後，垃圾堆得到處都是，我再把它們集合起來。掃完整個禮堂，一上午時間用去了，而且很麻煩，我想這樣不對，就自己動動腦筋。現在我掃地的辦法是，對於左右那兩列，我先把第一排的垃圾往後一排推，然後從第二排的邊上開始掃起，把這兩排的垃圾聚集到中間走道，然後再重複，把第三排的垃圾往第四排推……這樣的好處在於，最後所有的垃圾都聚集在中間的兩個走道中，歸攏起來很方便。有時我早上打掃禮堂的時候，已經有學生在排練了，那麼我就提醒學生，請他們走邊上的走道，留出中間的走道給我，那麼垃圾也不會被踩得到處都是了。 星期日：琢磨出了辦法，掃地的時間比以前減少了，這就是你每天的打掃任務？ 陳菊弟：掃完禮堂之後，還有廁所、樓梯都要打掃。廁所以前沒有自動閥門，只有一根拉繩用來沖水，而且在最後一個蹲坑位那裡。有時學生用了廁所之後忘記沖，聚集多了，就容易堵塞。後來用了自動閥門之後就好多了。 星期日：自動閥門是你自己裝的？ 陳菊弟：不是，我叫修建科來裝的。我讓他們幫忙按一個自動閥，水箱里的水滿到一定程度，就會自動沖水。不過水不能放太快，太快太浪費，把水放小一點，一般是20分鐘左右，水滿了以後就沖了。 星期日：大家叫你陳堂主，知道你管著相輝堂，但具體每天在做什麼都不知道，其實是有很多細節和門道的。 陳菊弟：這就是在工作當中一點一點摸索，做了多長時間摸索出來的我不知道，反正工作上面的事情就靠每天這麼幹幹出來的。其實摸索出來，對我自己是有好處的，工作時間短了，禮堂也打掃乾淨了。如果我一直打掃得很慢，學生已經來排練走台了，我還在打掃，又要管著他們，這是很有衝突的。我一定要在演出之前把禮堂弄乾淨，這樣學生或觀�進來，看到一個乾淨的面貌，內心才會高興，否則進來看到那麼髒，心情也不好。 就像邢悅所記得的，每次學生來租借相輝堂的場地，陳菊弟都有很多規則。“我是越做越怕。”年輕的時候，學生活動要借場地，陳菊弟還覺得很有趣很好，做的時間長了，瞭解的各種安全信息多了之後，他就怕自己管理的相輝堂著火，越發不敢掉以輕心，“相輝堂是木質結構老房子，一個疏忽可不得了。”當學生社團來向陳菊弟租借場地時，陳菊弟首先會問他們：“你們的活動準備怎麼做，有沒有外面請燈光師來，如果請了，他來的時候務必叫我一聲。”因為陳菊弟必須要和燈光師進行溝通，告訴他各個插座能負荷的安培數是多少，請他們安裝合適的燈泡，同時嚴禁他們在非常靠近幕布的地方安裝燈泡，以防無法散熱而導致著火。關於電的使用，陳菊弟會和學生不斷地進行溝通，他雖然不是電工，但在電工來維修的時候總是請教，所以他對相輝堂內的電路都非常瞭解，知道學生要用什麼樣的電，該提供什麼樣的開關。“地燈會有鐵架子，我會要求他們再用磚頭墊著，不能直接架在地板上，因為地板上有油漆，時間長了容易化掉會破壞地板，也容易引起火災。這些並不是我剛工作的時候就會的，是工作經驗告訴我的。”學生爬上木梯，要搭橫幅。陳菊弟說：“你這樣危險，我告訴你怎麼搭。”他給學生一根長的竹竿，用繩子綁在橫幅的上邊，綁好之後兩邊一拉就升上去了，而且橫幅的中間也不會耷拉下來。碰到要在舞台上空掛東西，陳菊弟也不讓學生爬高，他自己拿出一個鋁合金的升降梯，自己爬上去掛。這個梯子是後來添置，添置的物品還包括10多米的電線，用來連接電腦和投影儀，還有各種接線板等。“我們提供了場所，也要提供一些相應的設備，否則有些東西學生買了用一次也用不上了，浪費。”學生們頗為佩服這個有經驗的陳堂主，有時會叫：“堂主，你幫我們看看這部戲，給我們提提意見。”有些事情，是陳菊弟嚴令禁止的。學生要在座位上貼上座位號或名字，用雙面膠貼，陳菊弟馬上讓他們撕掉，因為雙面膠貼上之後再撕掉，會留下痕跡。陳菊弟教他們用透明膠貼，有時貼在幕布上的字，就用大頭針或別針別起來。相輝堂內不能有明火，有一次學生畢業典禮買了一個大蛋糕，在上面插上蠟燭。陳菊弟說：蠟燭不能點。學生有點不明白，點在蛋糕上，有啥關係？“明火在相輝堂裡面，在舞台上絕對不能有，你在這裡就要聽我的規矩。”陳菊弟對於這些安全規則是非常堅持的。 相輝堂的閣樓，陳菊弟演示如何使用電影放映機。以前每逢放電影，陳菊弟要跑上跑下忙一晚上。但他喜歡這種忙碌，喜歡禮堂里坐滿時而安靜時而歡笑的學生。/晨報記者 楊眉□1977年前後，在黑龍江嘉蔭縣插隊，建設當地水電站。今年8月初，退休後的陳菊弟又回到那裡去看看。/受訪者供圖 星期日周刊記者 顧箏 上接B8、B9版 “一個人，太孤單了。”剛開始做相輝堂管理員的時候，置身在有著970個座位的禮堂內，陳菊弟的心裡空落落的，孤獨感一點點在心裡冒出來。 還好，熱鬧漸漸來了。 陳菊弟指著相輝堂邊上的一個小房間說：“那時，碰到要放電影的日子，這裡就是賣票處。掛出牌子，寫上放映時間、片名。”一般是五點半的電影，早早就會有人來排隊買票了。“那時候我們放電影很勤的，一個星期要放兩場。”陳菊弟的放電影技術，是在管了相輝堂之後向師傅學的，學了幾次，後來就由他來操作了。 相輝堂的電影放映機是1970年代的老機器，松花江牌，我們爬上閣樓上小小的放映室內，看到那兩個機器還沉默地矗在那裡，積滿了灰。 星期日：放電影你是怎麼學會的？ 陳菊弟：師傅教的。他演示一遍，告訴我片子如何銜接，片頭片尾怎麼處理，他教一遍我再自己試一遍就會了，那時我們都是互相教的。 星期日：那時碰到要放電影了，你要做些什麼事情？ 陳菊弟：下午我要先把片子拿出來放在機器上先倒片，檢查之後裝好。那一天我就不回家吃飯了，早早地在食堂吃好晚飯。5點左右我就走入操作間，把電影放映機預熱，打開音響放音樂，檢查機器，裝好片子。一切準備工作做好之後，我就走下操作間，5點10分開門檢票了，學生陸陸續續進來，我再查看一下安全問題，順便做領票員，把學生領到自己的位置上。 電影放映前，我會再檢查一下禮堂，看看有沒有安全隱患。之後我就走進放映室，準備放電影。最初是完全手工操作的，需要兩個人一起放，一人控制一台機器，放上電影膠卷。最初一盤膠卷只有10分鐘，到快放完時，機器會有信號提示，這時另一個人要趕快把另一個機器上的膠卷準備好，銜接好，以保證電影情節順利往下走。電影膠卷最後有一個黑點，如果下一個沒銜接好，觀�會看到一個黑點晃過，然後再看到接下去的內容。 星期日：我就記得小時候看電影的時候，有的時候電影會出現一段空白呢。 陳菊弟：那是放映員不專心，接片接得不好。前一盤膠卷從信號出來到結束，只有10秒，後一個準備的人得很專心，否則就會出現接片不好的問題，出現誤差。後來電影放映機技術有了革新，由電影公司的人來把機器改裝成半自動的，一盤電影膠卷，增長為20分鐘，這時就由我一人來操作機器了。電影放起來的時候，我總還要抽空到禮堂里看一下，看看是否有人抽煙。自己估摸算著10多分鐘了，再跑回放映室處理片子。如果看到片子有壞掉的地方，還得再處理一下。 1980年代，電影放映機可沒有積灰的時間。可是到了1990年代，電影就放得少了，一周才一次。再後來，學生有了更多看電影的渠道，相輝堂電影院也漸漸落寞了。完全不放電影，陳菊弟記得是在2005年複旦大學百年校慶前後。“電影不放了，好像少了樣東西，變得有點單調了。以前那些放電影的日子可是很興奮的。”“你在相輝堂，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我想在這裡看一部完整的戲。”陳菊弟在相輝堂內找了個位子坐下，“喏，這個位子是看演出最好的位子了，六排中間。”星期日：你想看一部怎麼樣的戲？ 陳菊弟：我想看一部有意義的戲……我也不知道看哪部。 星期日：什麼對你來說是有意義的戲？ 陳菊弟：就是那種描述在生活中碰到挫折，然後創造自己，同時講述人和人之間如何真誠接觸、交流的戲。我覺得現在社會中人和人的關係沒有誠信，很多人並不是想著如何把工作做好，而是勾心鬥角。 星期日：你對現在社會的人際關係似乎有點失望。你管相輝堂管27年，雖然只是管著一座禮堂，但在禮堂里不同的戲上演過，不同的人登場過，和你打過交道，我不知道在這幾十年的變化中，有什麼讓你印象深刻的事嗎？ 陳菊弟：1980年代，活動還沒有那麼豐富，演唱會什麼的都還沒有呢，學生活動只是話劇和舞蹈。那時的學生很樸素，真實，做事也很誠實。他們來借只禮堂的時候對我很尊重，說話客氣。排練的時候他們往往還帶著書，抓緊休息的時間看書或看劇本。我和他們很談得來，有時間交流的時候他們會告訴我自己是從哪裡來的，讀書之後想怎麼發展，人生想朝哪個方向走。我感覺那時的人和現在的感覺不一樣，和他們相處心裡很踏實。1990年代，我和學生說話就沒以前多了，我怕說錯話。那時開放速度很快，大家的思想都不一樣了，很多事情，我們的看法會有不同，他們會反駁我。1990年代，學生辦了很多社團，活動也漸漸地多了起來，以前從沒有過的時裝表演也有了。 進入新世紀之後，活動更多了，還有很多大型活動，學生會請外面的個人或團體來演出。給我的感覺是，好像不用讀書的，一直在搞活動。禮堂很忙的，幾乎每天不閑著，有人來走台，有人來彩排，有人來進行舞台佈置。我也很忙，安全工作抓得很緊，這時的學生就像小孩一樣，要父母管著。 星期日：聽上去各個時代都有不同，那你留戀很忙的禮堂，還是相對安靜的禮堂？ 陳菊弟：我留戀忙碌的時候，這樣有精神。如果禮堂總是空空蕩蕩的沒什麼意思，熱鬧的時候能看到東西，能學到東西，心裡是快活的，不是死氣沉沉的，管著東西如果沒有精神那就沒意思了。當然，如果忙碌的時候還能加上1980年代的那種人際交往那就完美了。 儲存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