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城市發展轉型及對上海的�示□江文君上海和紐約分處中美兩國的東海岸。兩座城市各具獨特的城市魅力，24小時迷你倉也有著不少共同點。比如，均以港興市，均是具有世界主義精神的大都市。目前，上海正面臨著創新轉型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期，紐約城市轉型的歷史經驗可以給予上海�示。美國的“城市巨人”和世界大都會1626年，荷蘭以僅值24美元的商品和印地安人作交易，取得曼哈頓島的所有權，荷蘭人在此建立家園落地生根，命名為“新阿姆斯特丹（NewAmsterdam）”。1664年英國打敗荷蘭，取得“新阿姆斯特丹”的領土，並以約克公爵的名字命名為“紐約（NewYork）”，成為英國殖民地。17世紀下半葉，紐約人口愈來愈多，並成為北美主要商業中心，豐富的農產品得以出口，再加上工業製品的進口，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就地理位置而言，紐約位於紐約州東南哈德遜河口，瀕臨大西洋。紐約港寬廣、深淺適當，是西半球最優良的海港。與上海一樣，19世紀初的紐約也是一座以製造業為主要發展動力、以港興市的城市。至1807年，從紐約出口的貨物已超出美國任何一座城市或任何一個州。1825年伊利運河的開通更推動了紐約港的發展，紐約的發展通過這條運河深入到東海岸腹地，從而使該市獲得了經久不衰的起步優勢。“假以時日，這座城市，會成為世界的動脈，商業的中心，製造業的大本營，金融的聚焦地”，這是時任紐約州州長狄威特·克林頓對伊利運河的期望。如今，伊利運河聯通紐約與美國西部的重要樞紐，紐約在貿易繁榮的情況下受益匪淺。運河開通15年後，紐約成為美國最為繁華的港口，吞吐量大於波士頓、巴爾的摩和新奧爾良的總和。伴隨經濟繁榮發展，紐約人口也飛速膨脹，從1790年的33131人增長到1860年的813669人。至內戰前夕，作為美國連接世界的主要港口及製造業中心的紐約已然成為美國的“城市巨人”（UrbanColossus），即首位城市。內戰之後，紐約迎來了真正的大發展。在移民潮的推動下，這座城市逐漸從一個以製造業為重心的港口城市發展為美國乃至世界的“資本之城”。與此同時，大量來自歐洲的移民如愛爾蘭人、意大利人紛紛湧入紐約，絕大部分的歐洲移民也是通過紐約的埃里斯島得以進入美國。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使紐約人口迅速躍升至790萬。與上海一樣，來自天涯海角的移民形塑了紐約的城市文化。移民群體的聚居現象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少數族裔聚居區。移民的大規模湧入也使得城市愈加擁擠不堪，貧民窟也在這一時期大量出現。城市人口的增加迫使紐約必須向外擴張延伸城市空間。富裕的紐約客（NewYorker）也對市中心越來越多的貧民窟感到驚恐，紛紛遷至郊區如長島等地。隨著紐約客們紛紛遷居長島等郊區，紐約市政府也決心跨過東河，將一河之隔的紐約和長島連接起來。1883年，溝通曼哈頓與長島的布魯克林大橋貫通。長島的新區建設是一個跨世紀的工程，標誌著紐約作為世界大都會的崛起。緊接著1898年大紐約都會正式成立，下轄布朗克斯區（TheBronx）、布魯克林區（Brooklyn）、曼哈頓（Manhattan）、皇后區（Queens）、斯塔滕島（Staten Island）等五個行政區。紐約的艱難歲月和痛苦轉型進入20世紀之後，紐約的城市地位隨著美國的大國崛起而愈加提升。以華爾街這一夢想大道為聯結點，紐約在一戰後迅速趕超倫敦，躍升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然而好景不長，1929年的大蕭條以及隨之而來的產業結構轉型，使得紐約陷入了持續的衰退。這一時期，美國的新經濟在西海岸如硅穀一帶蓬勃興起，傳統的東部製造業中心如紐約則面臨艱巨的產業調整與轉型。與這一時期的所有美國大城市一樣，紐約也面臨著信息時代的巨大挑戰。舊有產業結構如港口業、製造業適應了一個工業城市的需要，然而對於一個日益以服務經濟為主要產業的紐約來說，卻無疑是種巨大的負擔。在美國經濟陷入持續衰退的70年代，城市產業結構的痛苦轉型導致失業率的急速竄升，犯罪率也直線飆升。與此同時，郊區化進程也逐步加速，富裕的紐約客紛紛搬離衰敗的內城，遷入景色宜人的郊區如長島等地，而日益空心化的內城則逐漸被貧窮的少數族裔所占據而淪落為“罪惡之城”。但最終紐約安然度過了這一段艱難歲月。如紐約的工廠遷往下東區，港口業衰敗的同時，金融業卻迅速崛起。全球化一方面消除了紐約的傳統優勢，另一方面又提升了這座城市在創新理念方面的優勢。在過去的80年中，紐約成功的將其自身重塑為以金融業等服務經濟為主的創意城市。今天，金融業創造了全市20%的工作機會。這是一座人口密集且仍然繁榮的城市的基礎。以2002年曼哈頓的就業結構為例，28%的就業人口分佈在三種主要數字產業，其餘28.5%的就業人口則分佈于商業、科學和服務（主要是律師和會計師）三種產業。此外，紐約社會的日益老齡化也使“銀發經濟”異軍突起，全美最大的四家制藥上市公司都以紐約為總部，醫療保健業已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產業類別。紐約曾是座貧民窟與富人區涇渭分明的城市。19世紀以降諸多族裔移民匯聚于此，使之成為種族大熔爐。然而移民的湧入，也導致了嚴重的貧民窟問題。據記載，1879年紐約的貧民窟住宅共有21000個，1900年增至43000個，容納了400萬紐約市民中的150萬人。與此同時，伴隨著舊區改造和清除貧民窟的社會呼聲，曼哈頓幾乎半數的街道都被推倒重來。在整個20世紀上半期，紐約通過大規模的市政建設，公共交通網的聯結，使城市面貌煥然一新。如紐約第一條地鐵在1904年開通，紐約地鐵全長656英里（約1056公里），共468站，是全球最錯綜複雜的軌道交通系統。經過數十年的建設，紐約有全世界最好的交通樞紐，有三個主要機場把紐約與世界其他城市聯繫起來，有高速鐵路連接波士頓、華盛頓和更遠的地方。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重創美國，此後伴隨美國經濟的長期低迷和新興市場國家金融中心的崛起，紐約世界資本之都的地位遭遇了極大的挑戰。紐約越來越高的商迷你倉旺角成本與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也使得諸多專業人士對此望而卻步。許多金融機構也紛紛遷離紐約尤其是曼哈頓，如全球的對沖基金之都，就在康州的格林尼治而非紐約。近十年，紐約城市轉變的關鍵是大力發展實業，特別是可以為當地創造財富的行業，如旅遊、媒體、地產，特別是金融業。紐約目前的就業人數少于1969年的就業人數，但從業人員可以創造更多財富，這些財富和稅收收入足夠支付紐約的大量預算。值得關注的是，金融危機過後，隨著生產的數字化，第三次工業革命也為紐約帶來新的變化。這場變革將大規模製造模式轉向更加個性化的生產模式。不僅如此，越來越多的創新企業也紛紛將自己與紐約聯繫在了一起。引起這些變化的是技術產業的方式，從製造電腦和互聯網的基礎框架轉變到製造消費品和應用軟件。許多創業者由於與媒體、廣告和時尚產業近在咫尺而得益不少。這些產業的發展，抵消了紐約傳統上的不利條件。據報道，從2007年到2011年，接近500個紐約創業公司得到注資，自2007年起紐約的創業資本成交量就上升了32%，而其他地區包括硅穀，卻有所下降。金融業的衰退也讓紐約的科技創業公司從中受益，他們因此可以挖走一些工程人才。紐約對高科技的開放心態顯露無疑。曼哈頓熨斗大樓街區和布魯克林區已經陸續出現了技術公司。全球著名的新能源汽車公司特斯拉和Etsy都在這些地區安家。在風險投資吸納上，紐約僅次于硅穀，正在成為科技業的前沿陣地。2012年，紐約在各方面的風險投資吸納超越了硅穀。2005至2010年間，紐約高科技產業創造的工作崗位增長了近30%。單穀歌一家公司，就在紐約有著1200名工程師。2002年起，紐約�動了超過40個項目扶持生物科技產業，並幫助建立了一系列的孵化網絡扶持該地區的起步公司。紐約設立了政府創業基金，這是在硅穀之外第一個創業基金。此外，斯坦福大學計劃投資20億美元在紐約羅斯福島建立61萬平方米的園區，地鐵一站路即可到達紐約中城。偉大的城市遠不只是與財富有關，紐約更是�多天才的聚集地。無論是作為港口之城的紐約，還是作為資本之都的紐約，其一以貫之的特點都是知識與信息的高度集聚。幾乎所有最新的創意都可以在紐約以最快的速度被付諸實踐，繼而轉化為生產力。而這些創意的源頭則是源源不斷的移民湧入所帶來的高素質人力資本。而就文化藝術而言，紐約也不僅僅是昔日的資本之都，亦成為了世界文化之都。據2012年世界城市文化報告顯示，紐約擁有131座博物館、220座公共圖書館、2810萬人次劇院入場人數，在戲劇演出領域，紐約以420家劇院領先于巴黎的353家，東京的230家。紐約承載著現代風尚之精華：這裡有開放的思想氛圍和世界各地的人才；這裡有讓人改變命運、重塑自我的機會；兼有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將挑戰轉變為機遇的不絕活力。這些特質將使這座城市延續其上個世紀的風向標。知識之都和創意之都的�示縱觀紐約城市發展路徑，從一個以港興市的製造業城市，繼而在20世紀下半葉超越了工業時代，進入知識時代，成功轉型為一座以服務業、智能製造為驅動力的資本之城乃至世界金融之都，繼而在“9·11”之後，重新奮起，力圖成為新工業革命的領軍者。由此可見，紐約始終是一座最具寬容、開放氣度的知識之都、創意之城（IdeaCity）。那麼，從紐約城市轉型的歷史經驗中，上海能得到哪些�示呢？�示之一是紐約之所以能始終保持創新發展的態勢，是因為其城市轉型進程一直在繼續和加速，紐約城市文明的的獨特性在於——多元化、適應性強。其具體方法是保持科技活力，鼓勵技術創新，實行正確的城市政策。此外，由於都市化的迅猛發展，紐約的都市概念早已突破了紐約城（NewYork City）的範圍，呈現為大都會區的新格局。以此為鑒，上海與長三角地區的未來發展趨勢也應該朝著大都會區的目標邁進，即以城鎮化為契機，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發展成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區）。�示之二，自建城以來，紐約就是一個寬容和多元化的社會，紐約承認新思想的價值，對新觀點持開放性態度，從而有利於創造力的迸發。不斷以多元化和寬容性來吸納全球人才。統計顯示，紐約市聚集了以色列之外最大規模的猶太人口，總數達到了140萬人（2002年）。據2010年統計，37%的紐約人來自美國以外。與之相比，到2012年底，上海市常住外國人共17.3萬余人，占比不到上海總人口的百分之一。�示之三是永遠不乏促進變革與改造、追求創造與自我完善的基本因素，積極以科技創新為驅動，推動轉型發展。與上海一樣，19世紀的紐約也曾盲目擴張城市規模，以期創造新的土地財政。然而，經歷了20世紀大蕭條時代的房地產崩盤，開發新的地產項目無法解決深層次的問題。因為城市不等於建築，城市等於居民。紐約意識到應當摒棄高度集中的傳統城市模式，並以技術進步作為發展驅動。2008年金融危機後，紐約經歷了又一次轉型，即從過度依靠金融業膨脹和房地產泡沫的債務驅動型經濟轉型到重新回歸技術進步的實業經濟。這也意味著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讓市場發揮作用，通過創新摧毀舊的產業來創造新財富。昔日作為製造業中心的紐約藉著新工業革命的契機，在引以為豪的資本市場襄助下，正在重新成為美國製造業的重心。與之相仿，上海是近現代中國主要的工業城市，在以智能製造為標誌的新工業革命浪潮中，應努力創新進取，打造中國新工業的升級版。�示之四，紐約市政府作為城市的領導者和政策制定者，充分利用文化的潛力，讓城市成為令人激動、嚮往的居住和旅遊目的地，為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目標做貢獻。同時，以悠久的歷史文化底蘊為基礎，利用多元化及複雜性引導市民形成共同的人文氣質以建立文化產業，並在打造自己的城市文化的過程中洗練城市精神。貿易、商業和金融把城市聯繫起來，而文化讓紐約與眾不同。我們應該注意到，與紐約相似，上海也正在經歷城市轉型。在浩浩蕩蕩的新工業革命席卷全球之際，上海應該可以從紐約城市轉型的歷史中汲取經驗和�示。（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mini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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